中国造酒有悠久的历史，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曾留下与酒有关的名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二里头遗址是学界公认的夏代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二里头人是怎样酿酒、饮酒的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1月31日发表了贺娅辉、赵海涛等人的论文《二里头贵族阶层酿酒与饮酒活动分析：来自陶器残留物的证据》，用科学的方式勾勒出了一幅二里头时期贵族阶层宴饮图。

　　中国酿酒和饮酒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以河南贾湖遗址和浙江上山文化桥头遗址小口鼓腹陶罐的残留物分析结果为代表。这些陶器曾经盛放过发酵酒。其中，贾湖遗址陶罐中发现了水稻、蜂蜜和水果，而桥头遗址以曲为糖化发酵剂，以大米为主要原料，并伴有薏苡和块茎类植物。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7000年—4900年），用于酿酒和饮酒的陶器类型在各区域更加多样化。在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典型器物小口尖底瓶是酿酒及饮酒的器物。同时，在黄河下游地区，各种制作精美的陶器类型用于酿酒、温酒、备酒和饮酒，这与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100年—4600年）社会分化的发展有关。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中，随着社会进一步分化，与酒相关的陶器显示了形态更加精美、功能更加细化的特点，并且常常出现在大型遗址和贵族墓葬中。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礼器，但对其功能的科学分析却比较少，既不清楚这些被认为与酒有关的容器如何使用，也不了解在二里头时期哪些酿造方法得以运用。为研究二里头酿酒技术和饮酒方式提供直接证据，科技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6个陶器残片（包括1件大口尊、5件尊、5件盉、3件鬶以及2件爵）提取了残留物标本并进行科学分析，发现了大量微植物（淀粉粒和植硅体）和与酿酒相关的真菌（霉菌和酵母）遗存。

　　首发在《中原文物》2022年第六期上的《二里头贵族阶层酿酒与饮酒活动分析：来自陶器残留物的证据》一文中介绍，中国青铜时代以青铜礼器的出现为重要特征，主要器形为爵、盉等酒器，很可能在祭祀宴饮活动中使用，使用这些器物的人群具有较高的社会身份。这些青铜器是模仿同类陶礼器铸造而成，而从陶礼器向青铜礼器的转变发生在二里头遗址。分析结果显示，曲被用作糖化发酵剂，大口尊用于半固态发酵酿酒，尊用于储酒，鬶和盉用于温酒和备酒，爵用于饮酒。其中，曲的原料包括红曲霉和草曲。发酵原料主要是水稻和小麦，并包括黍、薏苡等植物。水稻和小麦应不是伊洛河流域的主要农作物，其少量种植可能具有特殊用途，包括作为贡品被二里头高等级人群用于酿酒。这项研究表明，二里头宫殿区具有举行宴饮活动的功能，是贵族阶层在特定的空间场合利用礼仪性器具提供特殊酒饮。这类宴饮活动可用来展示其社会地位、财富和权力，或实现与各种社会群体结盟的目的。这种以酒饮为核心内容的贵族宴饮活动及其相关的强调社会等级价值观念的发展，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白陶片，用较稀有的白陶制作酒器饮酒显然是贵族阶层的特权。这种宴饮活动常常在宫殿区域内举行并与贵族的丧葬仪式有关，这一现象与二里头贵族权力增长和社会分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可能是二里头国家权力中心举行多种礼仪活动的需要。参加这些礼仪活动人群的来源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各种跨地区的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有可能发生在这种宴饮场合中。宴饮显然在中国青铜时期第一个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记者 张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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