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和中华文明的具体见证，国家文化公园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形成的一种凸显线型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利用与传承功能的特性开放空间和公共文化载体。在以长城为代表的四大国家文化公园体系中，黄河作为华夏儿女的母亲河，见证着中华文明不曾间断的悠久历史，蕴含着巨大的时代价值和璀璨的民族品格，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更是我们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而沿黄地区的大遗址作为一种以大型古代遗址为主体，映射中国古代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的公共文化空间，从其所处的地理区位环境、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潜在的社会经济效益来看，非常适合作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地标。鉴于此，利用大遗址系统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高质量建设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原生路径：通过遗址本体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物质遗产相统合，擦亮“文明起源”的IP名片
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见证了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朗星稀”的起源历程。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划分为黄河农业生产区和长江农业生产区，并依此进行了区系类型分析，之后赵辉、栾丰实等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总结为八大区系。来到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两大农业生产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产生了重叠，多种文化类型在此汇聚融合。正因如此，黄河中下游集合了粟作和稻作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随着人口增加、城邑规模扩大、手工业技术提升，炎帝、黄帝、蚩尤、太昊、颛顼、帝喾、尧、舜等部族都逐渐向黄河流域靠拢，中国历史进入五帝时期。到五帝时期晚期，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等都出现了衰亡迹象。而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特性持续发展，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收周边文化的先进要素。此种态势经历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更进一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这种格局一直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之后的走向，即使经历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夏等多个时期的冲突、碰撞与分裂，但最终都会重归“大一统”的文明态势。
因此，可从原生路径出发，在最大限度保护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基础上，依托沿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博物场馆等文化展示空间，统合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关联紧密的物质遗产如古文物、古建筑、石窟寺与石刻、古墓葬、古街区等，做好顶层设计，编制出“一轴两期三代文明圈”宏观融合规划。首先，“一轴”是指以大遗址和相关历史文化遗产的具体分布为核心，参照考古学系统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建立“中华文明演进时间轴”，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演进图卷。其次，“两期”是指在“一轴”基础上一方面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诸多重要遗址资源相统一，构成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漫天星斗”般的“文明裂变期”，实证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在距今8000年到3000年左右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诸多地区如满天星斗般的各自发展，并在此过程中通过“裂变”形成了各具特征的文明因素，加剧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产生了飞跃式质变；另一方面将龙山时代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等诸多遗址的文化要素进行融合，组成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万邦闪耀”的“文明碰撞期”，充分体现出龙山时代众多古国在“碰撞”中相互借鉴先进文化因素的文明发展态势。最后，则可建立起以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代文明圈”，以二里岗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商代文明圈”以及以周原遗址、丰镐遗址和洛邑遗址为代表的“西周文明圈”，从而让夏商周三代的不同文明时段都有切实的物质载体而变得脉络清晰，搭建起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三代文明融合圈”。
通过“一轴两期三代文明圈”的宏观融合，可以让沿黄地区较早时段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中华文明裂变、碰撞与融合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有一个明晰定位，扬长避短地弥补了大遗址缺乏直观性的缺陷，最终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内描绘出一幅中华文明演进发展的全景图，擦亮了“文明起源”的IP名片，为后续线型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核心标识。
次生路径：实现遗址阐释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风貌相协和，营造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
无论是带来中华文明曙光的史前聚落遗址，还是气象万千的都城遗址，他们都是古代先民劳动创造和改造周边自然环境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阐释工作的重点就在于要通过尘封已久的地下遗址，体现出不同时期古代人类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社会治理体系，这种“透物见人”的阐释要求恰恰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则主要依托于黄河众多的文物古迹所塑造出的历史文化风貌，因此，实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阐释方式与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风貌的和谐一致，不仅有助于达成两者的核心目标，更有助于营造出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
在实现遗址阐释与文化公园文化风貌相协和的过程中，首先应辨析两者的异同之处。所谓遗址阐释其实就是对大遗址提炼出的多种遗产要素的整合、关联与扩展，其由内核和外延两个层面构成。内核是关键之所在，是对信息要素的整体性概括和抽象性总结；外延部分则对应遗址不同类型的遗产要素的具体特征，是内核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延伸，可由时间、空间和人这三个维度构成，应既能观照到以时间为纵轴的遗址演变和历史事件，也能投射出以空间为横轴的规划布局和功能结构，亦能反映出以人为竖轴的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观）、行为处事准则（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宇宙观）。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风貌则是由园区历史文化要素的不断积淀而形成的一种风格和面貌，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诸多要素积累而成的“文化意象”，是人们对身处的文化环境所产生的心理图像或心理印象。可以说两者都是一种对复杂信息的集合体，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对信息的提炼，后者则是信息的积累。
因此，在次生路径的融合过程中，从遗址阐释最初的信息提炼和延伸设计上，就要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所沉淀而产生的“文化意象”融入其中，进而共同营造出历史空间的场景重现。从具体操作层面看，以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可在充分考虑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明起源”“文字起源”“城市起源”“国家起源”等“文化意象”的基础上，可将阐释内核概括为“为杰出全球价值的中国文字语境下的早期历史、古代信仰、社会体系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物质证据”，外延则可围绕“为商代晚期的都城确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布局和陵园制度”“彰显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文化交流”“代表了古代东亚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等方面展开。从而结合历史文献，参照保存良好的古代建筑范式，将以上阐释内容作为遗址公园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保护性复建规划的主要参考。同时结合当时人们的社会治理观、价值观和宇宙观等形而上的内容，复原当时的政治祭祀活动、生产制造技艺和日常生活活动，充分营造出一个经历漫长发展、以血缘纽带和地域纽带为基础，拥有复杂而稳固的对外统治网络和祭祀系统的高度文明的王权国家，以满足公众对于深入体验商代文明的诉求。
如果说原生路径是从物质本身出发，那么次生路径则是对物质的升华与延展。通过以上双重路径辅以多层次、多维度的展示方式，即以原貌展示、模拟展示、覆罩展示、标识展示和复原展示等基础性展示为根本，结合VR（虚拟现实技术）、AR（现实增强技术）、MR（混合现实技术）以及元宇宙等虚拟展示空间，充分发挥遗址博物馆展示、在线网络展示、多媒体宣传教育展示、大型沉浸式展示等功效，有助于将大遗址所蕴含黄河文化精神实质展示出来，深入阐明其所蕴含的“尚和合”“求大同”的民族文化认同和主流意识，最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炼展示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进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责任编辑：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