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西水坡蚌塑“龙”

　　“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关于见诸报道的考古发现“龙”之界定问题，目前众说纷纭。本文以“龙”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对此做一探讨，兼及濮阳西水 坡遗址出土“龙”之历史意义。

　　一、考古发现报道的与“龙”相关遗存

　　目前见诸报道考古发现的龙纹遗存最早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有：

　　1994年辽宁阜新查海遗址聚落中心广场发现史前时代石块堆塑龙，全长19.70米，龙头部最宽处2米，龙身至尾部宽1米左右不等。其下压墓葬，有祭祀坑3个。根据碳十四测定，该遗址距今 7600年——8000年，这是考古学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堆塑龙形。

查海遗址石块堆塑龙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的陶罐，发现有猪首蛇身的龙，其身上有以网格纹和错点纹表示的龙鳞，时代距今7千年～8千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与龙相关遗存主要有：

　　河南濮阳西水坡蚌塑“龙”的考古发现：1987年5月至 1988年9月，文物部门配合引黄调节池工程队，在濮阳县城西南隅西水坡，发掘出仰韶文化时期三组蚌砌龙虎图案。

　　第一组：发现于第45号墓，墓主男性，头南足北。其右由蚌壳摆塑一龙，头北面东；其左由蚌壳摆塑一虎，头北面西。

　　第二组：距45号墓南2O米，有用蚌壳砌成的龙 、虎、鹿和蜘蛛图案，龙虎呈首尾南北相反的蝉联体，鹿则卧于虎背上，蜘蛛位于虎头部，在鹿与蜘蛛之间有一精制石斧。

　　第三组：在第二组南 25米处是一条灰坑，呈东北至西南方向，内有人骑龙、人骑虎图案。这与传说“黄帝骑龙而升天”、“颛顼乘龙而至四海”相符。另外，飞禽、蚌堆和零星蚌壳散布其间，似日月银河繁星。

　　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蒜头瓶上有长身鱼纹的龙形图案，经碳14测定，这件彩陶瓶，距今6120+ 140年～6790+146年，头呈方形，巨腮，无角，饰鳞纹，被认为是螭龙图像，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甘肃武山县西坪与傅家门遗址分别出土的两件陶瓶中，均绘有人面蛇身图案，通体以斜方格纹表示龙鳞。

　　石家河文化的湖北天门石家河罗家柏岭龙形玉环。

　　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的透雕龙纹玉佩。

　　湖北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发现大溪文化时期 （距今约 6000年）的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龙身长4.46米，高2.28米，宽0.3～0.65米，昂直身，曲颈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伸三足，长颈曲折弯卷，独角上扬，恰似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 。”

　　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中的陶尊上，发现有一条猪首蛇身龙的图案，距今为6000多年。

　　浙江诸暨市楼家桥遗址考古发现的陶盆有“龙”的刻画图像，“龙”的“龙角”可见，距今为6000多年。

　　安徽省含山县境内的凌家滩遗址，距今约5300年左右，出土的玉龙长、短径分别为4.4厘米、3.9厘米，厚0.2厘米。扁圆形弯曲勾连，吻部突出，头上有两角，脑门阴刻线条呈皱纹状，龙须、嘴、鼻、眼都刻划得较为清楚。龙体上阴刻 17条线代表龙鳞。

凌家滩玉龙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出土的“C”字形玉猪龙，上下两端的距离长达26厘米，经测定，属于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遗物。

　　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墓葬中也发现玉器上有龙形图案或龙形玉器，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墓地发现的彩绘龙纹陶盘（M3072：6），敞口，斜折沿，通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沿宽1.8厘米。陶盘为“泥质褐陶，或着黑陶衣，盘壁斜收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

　　三代及其秦汉时代以后考古发现的与龙相关遗存数量很多，如：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纹图案的器物有陶器、铜牌饰与绿松石龙形器等。其中龙纹陶器如二里头遗址Ⅲ区出土的 “透底器”，“在器体外壁上，攀附着立体雕塑的龙，皆为蛇形，小三角形头，细长身，身上有菱形花纹。均呈昂首游动状，自器壁逶迤至肩上，蠢蠢探首欲上。其中一器有六龙，另一器有三龙，器身并饰有云雷纹”。Ⅸ区出土一件陶塑龙头。V区出土一件陶盆，“盆口内侧浮雕一条长龙，形体如蛇，昂首勾尾，身上有鳞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

　　此外，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陶器陶片、陶范之上也有“龙纹”图案。关于龙纹图案的铜牌饰，杜金鹏根据目前考古发现统计，出土有3件，传世的这类文物有多件。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所有龙纹或龙形遗物中，以2002年春3号墓（编号02VM3）墓主骨架上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最为重要，该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松石龙为巨头，蜷尾，龙身起伏有致，色彩绚丽。龙身长64.5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

　　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构件上的“龙纹”。殷墟王陵M1001出土的仪仗器物有朱漆木雕交龙图案牌饰，妇好墓出土的铜盘、铜觥等器物之上的蟠龙纹、卷龙纹等。

　　西周时代出土的青铜器之上的龙纹，多有发现，如陕西眉县出土西周方彝的龙纹。东周时代出土有龙纹的遗物如战国时代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之上的龙纹等。秦咸阳宫宫殿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了龙纹空心砖。我们注意到，先秦时代的大型青铜礼器之上，龙纹并不是作为“主体”或“主要”纹饰，龙纹也不是使用于最重要的礼器之上的。把先秦时代的龙纹或“龙形器”作为当时具有“王权”或“最高”等级纹饰、器物，还缺少相应的佐证。

　　汉景帝阳陵“陵庙 ”遗址（罗经石遗址）出土的龙纹、白虎纹、朱雀纹空心砖等，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王莽九庙遗址）考古发现的青龙纹、白虎纹、朱雀纹、玄武纹瓦当，是非常有特色的龙纹、龙形器的遗物。这些与“龙纹”同时发现的各种动物纹，即“四神纹”，它们一般成组使用。

　　二、有关考古发现报道“龙”遗存的类型

　　从目前有关考古发现报道的龙纹或龙形器之“龙”的类型来看，它们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主要表现在龙的头部，至于其肢体一般为爬行动物的“蛇”形或“鳄”形。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古代的龙形分为“猪龙”（或称“马龙”、“熊龙”）、“蛇龙”、“鳄龙”等类型。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种之外，还有“鱼龙”、“狗龙”、“鸟龙 ”等。

　　（1）猪龙：是以龙的头部来界定的，也有的学者认为这类龙的头又似马头，因此也有称其为“马龙”的。还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猪龙”的头部与“熊”相近。

　　属于“猪龙”的主要是辽西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发现的史前时期龙纹遗物，如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石塑龙；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出土陶罐之上，有刻画猪头蛇体的龙图像；内蒙古赤峰和辽宁西部山区一带，出土多件红山文化龙形玉器，主要是玉猪龙，头部似猪，躯体作蛇形，蜷曲若块状，长度一般在5—l0厘米左右。红山文化中关于龙的遗存，刘国祥将其分为两类 ：“一类体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距甚近，头部较大，双耳呈圆形或圆尖状竖起，双目圆睁，吻部前伸，靠近头部偏中有一个圆形小孔。牛二M4出土2件，敖汉下洼、巴林右旗羊场、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各出土 1件。另一类首尾明显分开，体弧曲呈C形，吻部前噘，双目呈梭形，未见双耳，颈后竖起一道弯勾状长髭，仅知三星他拉遗址出土1件。”他认为“红山文化玉猪龙显然处于玉龙发展的早期阶段，具有一定的原始特征，头部所雕猪首写实效果突出，由此说明龙的起源与猪有直接关系”。

　　（2）蛇龙：是以龙的肢体特点界定的，其实许多“猪龙”、“鳄龙”的肢体亦为“蛇龙”。属于“蛇龙”的主要考古发现是甘肃武山县西坪与傅家门遗址陶瓶龙纹图案，汉代画像石之上多有蛇龙形象。最早提出龙源于蛇的是闻一多先生。

　　（3）鳄龙：鳄龙主要是指“龙”的“头”如鳄鱼头。

　　中国古生物学奠基人杨钟健先生认为龙的原始形象来源于 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也提出龙是从鳄鱼发展来的。

　　被认为属于“鳄龙”的史前龙纹遗物，主要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塑龙，山西陶寺遗址的龙纹陶盘之龙，安徽凌家滩玉龙等。

　　从“猪龙”、“蛇龙”和“鳄龙”等不同“龙”类型来看，与先秦、秦汉时代以后的龙最为接近的龙应是“鳄龙 ”。

　　三、关于古人对“龙”的认识的探索

　　我们知道，客观世界并没有“龙”这种动物存在，但是如果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发现报道的“龙”来看，“龙”至今已有 8000多年历史。古人又是如何看待“龙”呢？关于“龙”的含义，一般认为这是古人视其为“图腾”，又有说“龙”是至高无上“王权”、“皇权”的象征，还有的学者认为“龙”是“星象”的象征。我认为，“龙”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笼而统之的讨论古代的 “龙”之意义，不能揭示当时人们对其确切的认知。

　　关于对“猪龙”的认识，刘国祥提出“猪龙”是对“猪”的崇拜发展而来的。史前时代的“猪龙”以内蒙古东南部、辽西地区发现最多、时代最早，“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以猪作为崇拜和祭祀对象的传统历经4000余年而不衰，尽管不同时期崇拜形式及所蕴涵的寓意存在明显差别，但均以猪为核心题材”。“玉猪龙多数体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距较近；也有少数首尾明确分开，体弧曲呈‘C’形。前者造型与环形玉块有关 ，后者造型可能受到弯条形玉器的影响。因为环形玉块和弯条形玉器均为兴隆洼文化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类，从中也体现出红山文化玉器对兴隆洼文化玉器的承继关系。”如果刘国祥先生的上述推断可以成立的话，我认为“猪龙”本质上不是“龙”，“猪龙”的头似猪，而“C”形的躯体又是如刘国祥先生所说是受兴隆洼文化的“环形玉块”或“弯条形玉器”的影响。对此，林沄先生在《所谓“玉猪龙”并不是龙》一文作了深刻论述：“红山文化的所谓‘玉猪龙’和凌家滩的玉龙，历经几千年后，在商代玉器中仍然鲜明地表现为两种不同承传的造型，而并不混同。可见，所谓的‘玉猪龙’根本不是龙”。林沄先生进一步指出，“猪龙”不但不是“龙”，也不是“猪”，因此他提出“玉猪龙”还“不如恢复原先的名称 ，仍叫 ‘兽形玉’为好”。

　　龙是中国古代人们“创造”出来的，我们对“龙”的“本质”认识，只能遵循人类认识客体世界的规律：

　　从 “已知”探索“未知”。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是“农业经济”，“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的基本国策。“水”是农业的“命脉”，“龙”与“水”关系极为密切。刘一曼先生认为，殷墟出土甲骨卜辞说明，“龙与雨有密切关系”，“在龙的多种含义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神祗名。龙是殷人心目中的神灵，与殷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殷人对龙进行祝祷，认为它可以带来福祐，带来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雨水，因而也将龙作为吉祥、美好的象征……在殷人的思想认识中，龙虽能升天，但其主要习性还是游于水中的。正因如此，殷代龙纹在盛水的器物中出现也就较其他的器物为 多。这与甲骨卜辞记载龙与雨水有密切关系是相一致的”。裘锡圭先生对殷墟卜辞“其作龙于凡田，有雨？”讨论时指出：“作龙的目的在为凡田求雨，可知所谓‘龙’就是求雨的土龙。”据此，他认为“《淮南子·地形》注说商汤遭旱作土龙以致雨，可能是确有根据的”。方酉生先生也认为：“为什么人们对龙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龙与农业所需要的雨水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与人们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农作物的生长、收成好坏有密切的关系之 故，离开这个本质，想找出别的什么原因，恐怕都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的。”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龙”所涉及的“水”，主要是“雨水”，而“雨水”是来自“天上”，因此可以说“龙”既是“天上”的，又是“水中”的。“龙”首先是“天上”的。“龙”作为“天上”的证据，莫过于“龙 ”的星象身份，“龙 ”的“星象”身份可能是其“第一身份”。冯时先生提出“龙的形象源于星象”，“农业文明的产生需要以准确的时间服务作为基础，……古代先民对于龙的崇拜事实上源于他们对于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的缘起则在 于龙星对于远古先民的授时作用 ”。

　　基于上述分析，我认为中国古代最早的“龙”应该具备几个主要内容：一是最早的“龙”是从“星象”中寻找的；二是“龙”应该有“降雨”功能，或者说“龙 ”与“雨水”密不可分，“龙”应该是“脱胎”于“水生动物”；三是“龙”的“降雨”及其与“水 ”的管控功能，决定了“龙”的“活动”空间，应该在需要“降雨”的“农业地区”。

　　对照田野考古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史前时期堆塑 “龙”，这是属于“星象”的“龙”，它有着明确的“龙”和“虎”的基本“组合”关系。西水坡考古发现的“龙”，有“虎”作为“参照物”，就这点而言，至今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龙 ”之遗存，其“龙 ”的“身份”之确认，都无法与其相比。关于“龙”与“虎”组合的考古发现遗存甚多：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出土青铜建筑构件上的“龙”与“虎”的装饰题材，商代的“龙纹”刻石底部的“虎”形 卣，西周时代的龙虎对称的青铜仗首，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一面虢国的铜镜背面龙与虎图案，湖北省随县曾侯 乙墓（战国前期约前 430年）漆箱盖上的图像。至于秦汉时代及以后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四神纹”，考古发现数量更多。濮阳西水坡史前时期堆塑“龙”和“虎”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时代最早的“龙虎”星象，当然也是可以确认的时代最早的“龙”。濮阳西水坡的“龙 ”，是目前中国史前时代考古发现最早的可以认定为“星象”的“龙”。作为与其组合的“虎”与“北斗”遗迹，已经天文史学者、天文考古学家一致认定了其为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最早的“星象”。

　　在中国古代的大陆之上，以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出现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对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最大。而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两个地区的农业相比较而言，前者比后者更为“靠天吃饭”、更需要“龙”的“降水”。因此，“龙”首先出现在黄河中下游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濮阳西水坡的地理位置恰恰就在黄河下游，“龙”在这里最早 出现是必然的。

　　濮阳西水坡史前时期堆塑“龙 ”的“造型”，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鳄鱼之原型，因此也称其为“鳄龙”。正如许多考古学者所指出的，濮阳西水坡史前时期堆塑 “鳄龙”与三代及其汉唐以后的“龙”更接近，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崇拜的龙是从“鳄龙”发展而来的。张明华先生认为，从商开始，龙的形象渐趋统一，是政治渐趋统一，意识形态渐趋统一的必然结果。由于商周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因此，中国龙的主体形象，至今与当地的先祖文化、仰韶文化的龙形——河南濮阳蚌壳堆塑龙基本一致。

　　从“龙”与“星象”、“龙”与“水”及“雨”、“龙”应“脱胎”于“水生动物”、“龙”与“农业”、“龙”与 “区域自然地理”、“龙”的“造型”等方面关系来看，考古发现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堆塑“龙”完全与其相一致。

　　濮阳西水坡的堆塑“龙”的考古发现历史意义在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古代历史上考古发现时代最早 、被多学科所公认的“龙”；濮阳西水坡遗址的“龙 ”，是华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龙文化”（包括天文、农业等所派生的各种各样“文化”）的重要“文化遗传基因”；西水坡遗址的“龙”与“虎”的组合出现，一方面支撑了“龙”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极大地 “改写”了中国天文学史；西水坡遗址及其出土的“龙”，奠定了濮阳及其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华夏文化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与“核心”历史地位。（作者：刘庆柱）

责任编辑：毛艳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