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陶窑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乳钉纹铜爵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官营作坊区等，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个高峰。3700多年前的“先进制造基地”，其手工业有多发达？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手工业产品丰富，有多处生产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副研究员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发现了大量铜器、骨器、玉器、绿松石器、石器等手工业考古遗存，品类十分丰富。

　　“确定手工业产品生产地点不仅可以复原手工业生产流程与工艺，也有助于对产业布局、生产组织等展开研究。”赵海涛说，目前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有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及部分陶窑，近年确定了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并发现了一批手工业产品加工地点。

　　比如，在二里头遗址的围垣作坊区发现有较大范围的青铜器浇铸工场、陶范烧烘工房和陶窑，以及熔炼铜料的坩埚、陶范、铜矿石、木炭、铜渣等，证明此处存在一处铸铜作坊。

　　绿松石龙形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目前遗址内发现有一处可确定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总体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其内发现有加工工具、原料，以及加工嵌片、毛坯、成品、残次品等大量与绿松石器加工过程相关的遗物。除此之外，二里头遗址4号基址东部及东南的探方内出土有千余粒绿松石料，也可能是一处加工地点。

　　部分品类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

　　“二里头时期，部分手工业产品或已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赵海涛说，二里头遗址中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设施齐全，工序繁多，技术水平高超，都经过长期反复使用，表明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和绿松石器制作已经实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

　　赵海涛解释，铜器材料的选择、制备工艺的基本规范和方法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多范合铸工艺、高超的镶嵌技术表明了二里头遗址铜器铸造在接受外来技术的基础上，已经取得了重大创新突破。

　　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早至晚期，陶爵的标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且一直高于普通日用陶器，进而推测二里头遗址的陶爵已经实现专业化生产。

　　大量的实验考古与微痕分析工作表明，二里头的玉器已经能够熟练运用管钻与实心钻、锯片切割、阴刻、打磨等技术，尤其是钻孔技术，有学者推测当时已经使用轮盘和辘轳轴承装置进行生产加工。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绿松石制品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发达的阶段。”赵海涛说，绿松石管、珠相关器物的制作可能使用了打制或磨制、对向实心钻穿孔等技术，并可能使用了青铜工具进行切割。嵌片工艺则可能使用了打击或研磨等技术，这是二里头绿松石器制作技术中可称特色的技术。

　　“官营”“私营”分开，或已出现交易

　　精美的产品离不开优秀的生产者。那么，二里头时期的生产者与生产组织是什么样的？

　　赵海涛说，学界普遍认为，手工业的组织方式大致可分为独立式手工业和依附式手工业两大类，前者即家庭手工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后者则包括王室手工业和贵族手工业，生产者对各级贵族有程度不等的依附关系。

　　赵海涛说，二里头文化二期以后，铸铜活动开始集中于围垣作坊区中专门的铸铜作坊，并走向大规模专业化生产。作为高端复杂的手工业技术，铸铜作坊坐落于毗邻宫城区的地方，显然是为了方便王室贵族进行控制与监管，体现出明显的官营性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各个时期存在多个具有独立矿料来源的制陶作坊，这些则可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元的小作坊式生产。

　　产品生产后，是否存在一定形式的交易行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郜向平说，手工业产品的交易，无疑很早就已经出现，但目前难以确定二里头时期手工业贸易的规模和形式。一些重要的生产门类，如青铜器、玉器、白陶器等，应是由贵族甚至王室控制，部分可能以贡纳、赏赐的模式进行分配；而陶器、石器之类的产品，或许存在民间生产和交易。有学者认为，商代已有发达的贸易，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器物都有作为商品的可能。据此推断，二里头时期也未尝没有青铜及其原料的贸易。

　　原材料来自各地，王朝范围很大

　　二里头时期并没有足够丰富的矿产资源以供生产之需，那么二里头的原材料都从何而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在不久前的《中国考古大会》节目中进行了解答。

　　袁广阔说，二里头的铜矿资源主要来自南方的湖北铜绿山、盘龙城等地，以及北方晋南地区的中条山。

　　原材料产地遥远，如何运至二里头遗址？王震中说，目前已探寻出至少3条路线，从盘龙城、铜陵等地将铜矿资源运往二里头。这些道路附近都发现有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址。除此，中条山地区的铜矿应是在当地经初步冶炼，变成铜块、铜锭等铜料后，穿过黄河渡口到达二里头遗址的。这表明，在二里头时期，夏王朝可以控制、支配范围很远的铜材料等战略性资源，从侧面表明其已是一个范围很大的王朝国家。

责任编辑：李辰琪